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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配资越大配资那些既非帝王、又非普通臣子的特殊群体

公元前91年，司马迁完成《史记》时，特意在“本纪”“列传”之间加了三十篇“世家”——从吴太伯到田敬仲完，从孔子到陈涉，那些既非帝王、又非普通臣子的特殊群体，都在这一体例里留下了印记。可两百多年后，东汉班固编撰《汉书》，却把这一重要体例直接砍掉了。要知道《汉书》本是仿《史记》而作，连“纪”“传”的框架都沿用了，为啥偏偏要删掉“世家”？这背后藏着东汉初年的政治密码，也藏着史书体例背后的权力逻辑。

1. 先搞懂：《史记》里的“世家”到底写的是谁？

要弄明白班固为啥删“世家”，得先知道司马迁为啥设“世家”。在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里，司马迁说得很清楚：“二十八宿环北辰，三十辐共一毂，运行无穷，辅拂股肱之臣配焉，忠信行道，以奉主上，作三十世家。”简单说，“世家”记载的是那些像“车轮辐条”一样支撑皇权的群体，主要分三类：

诸侯国君：比如《吴太伯世家》《齐太公世家》，这些人是西周、春秋战国时期的地方实权者，虽非天子，但有自己的国土和子民，是古代政治结构里的重要一环；

功臣勋贵：像《萧相国世家》《留侯世家》，萧何、张良这些汉初功臣，虽不是诸侯，但功劳极大，子孙后代也能享受世袭特权，地位介于帝王和臣子之间；

特殊人物：最典型的是《孔子世家》和《陈涉世家》，孔子不是王侯，却被后世尊为“素王”，其思想影响远超诸侯；陈涉是农民起义领袖，虽没建立长久政权，但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的呐喊打破了贵族政治的壁垒，司马迁认为他“功宜为王”。

也就是说，《史记》的“世家”本质是为“非帝非臣但影响深远”的群体量身定做的体例，反映的是西汉初年“皇权之下仍有多元权力主体”的政治现实——毕竟汉初还有分封的诸侯王，功臣集团也有不小的话语权。

2. 班固删“世家”：东汉集权下的必然选择

班固写《汉书》是在东汉明帝时期，这时的政治环境和司马迁时代早已天差地别。西汉初年的诸侯王问题，经过景帝“七国之乱”、武帝“推恩令”的打击，到东汉时已经基本解决。东汉的诸侯要么封地狭小，要么没实权，只能“衣食租税”，根本算不上独立的权力主体。这种情况下，“世家”记载诸侯的原始功能已经失效了。

更关键的是，班固编撰《汉书》有明确的“尊汉”立场。《汉书·叙传》里说他写史的目的是“纬六经，缀道纲”，也就是要通过史书彰显汉朝的正统性和皇权的至高无上。在司马迁时代，“本纪”记帝王，“世家”记诸侯，“列传”记臣子，这种体例隐约承认了“帝王与诸侯共治天下”的历史；但班固眼里，东汉是“大一统”的巅峰，皇权不容有任何“并列”的存在，所有人物都应该在“皇权统摄”的框架下分类——要么是帝王（本纪），要么是臣子（列传），没有中间地带。

所以班固没删“世家”里的人物，而是把他们“降级”或“整合”了：诸侯国君比如楚元王、中山靖王，被放进《诸侯王表》和《列传》；功臣勋贵比如萧何、张良，直接并入《列传》；孔子则被放在《儒林传》里，突出他的“教化”身份而非“世家”地位。这种调整，本质是用史书体例的变化，来呼应东汉中央集权强化的政治现实。

3. 反常识：班固不是“删减者”，而是“体例革命者”

很多人觉得班固删“世家”是“偷懒”或“保守”，其实恰恰相反，这是一次大胆的体例革新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是“通史”，从黄帝写到汉武帝，跨度几千年，需要“世家”来容纳不同时代的特殊群体；而班固的《汉书》是“断代史”，只写西汉一朝，政治结构相对单一，不需要再用“世家”来平衡多元权力。

更重要的是，班固通过取消“世家”，确立了“纪传体断代史”的核心体例。此后的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直到《明史》，都沿用了“纪+传”（加表、志）的结构，再也没恢复“世家”。这不是因为后世史家没眼光，而是因为班固的调整符合了中国古代集权政治的发展趋势——随着皇权越来越强，“非帝非臣”的中间群体越来越少，“世家”的生存土壤自然就没了。

这里还有个小细节：《汉书》里其实藏着一处“隐性世家”——《外戚传》。东汉外戚势力强大，比如窦氏、邓氏，虽不是诸侯，但权倾朝野，班固没把他们放进普通列传，而是单独设《外戚传》，其地位和功能其实和《史记》的“世家”有点像。这也说明班固不是不懂“中间群体”的重要性，只是换了一种更符合东汉政治现实的方式来记载。

4. 从“世家”存废看：史书从来不是“冷冰冰的记录”

司马迁设“世家”，是因为他看到了春秋战国到汉初“权力多元”的历史真相；班固删“世家”，是因为他要服务于东汉“皇权一统”的政治需求。两本史书体例的差异，本质是两位史家对“历史秩序”的不同理解，也是不同时代政治现实的镜像。

这也打破了很多人的误区：以为史书就是“客观记录往事”，其实从体例设计到内容取舍，都藏着史家的立场和时代的烙印。就像“世家”的存废，看似是一个简单的体例问题，背后却是中国古代政治从“分封制”向“郡县制”过渡、皇权不断强化的大趋势。

如果司马迁和班固坐在一起讨论“世家”该不该删，你觉得谁会赢？司马迁可能会说“要尊重历史的复杂性”，班固则会反驳“史书要为当下的一统服务”。其实没有对错，只是他们站在了不同的时代节点上。你更认同哪种史书编撰理念呢？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要是对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的其他差异感兴趣，也可以留言告诉我，咱们下次接着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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